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提高5000、8000、10000，没有几个人可以交税。

第一，中国将在多边与区域组织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建立一个更加自由、透明、稳定的贸易投资多边机制。随着大量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中国也直接或间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资源。

第五，鼓励应用节能环保的先进技术，加强管理，大力提倡节约能源资源，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发达国家有意识地通过标准、认证、程序等技术性壁垒，保护本国市场，成为当前发展中国家出口面临的新障碍。由于全球化的深化，形成了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国通过吸引外资，从附加价值较低的最终组装环节融入了国际分工网络，这一战略带来的巨大好处，是为中国低素质劳动力创造了数千万个就业机会，将劳动附着在制成品上出口到国际市场获得了宝贵的外汇。第一，中国将继续引进先进的技术与设备，高度重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第三，中国将扶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利用国际资源开展技术创新。

②国际因素在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中国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资源、能源，缓解了国内资源能源供给的不足。另一方面，多边谈判受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与越来越多的贸易伙伴出现了贸易的不平衡，矛盾进一步加剧。首先，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并非充分就业，出现民工荒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工资太低，生活成本太高。

无疑低抚养比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经济增长，但远没有一些学者估计的（bloom，认为3/1到2/1）那么高，而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也不是蔡昉等学者提出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论断。但一些制度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机制的形成，如体制内外、编制、正式工和非正式工之分，用工歧视（户口、性别、是否党员）等。同时阶层固化、讲究资历和教育培训的缺乏使得年轻人都很难就业和得到上升的空间。所以劳动力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破坏和就业歧视造成一些企业人才匮乏。

就业问题还主要是经济体制的问题，人口红利的影响有些夸大总之，如果判断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而大幅调整生育政策和退休年龄，无疑会加重这一代独生子女的抚养压力和就业压力。

就业问题还主要是经济体制的问题，人口红利的影响有些夸大。现在打工者的工资收入远不如90年代人们南下广州打工者的实际工资高，一些工厂工人还需要家里补贴，而以前是打工者补贴家用。最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较低，还需要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解决就业问题。无疑低抚养比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经济增长，但远没有一些学者估计的（bloom，认为3/1到2/1）那么高，而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也不是蔡昉等学者提出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论断。

所以劳动力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破坏和就业歧视造成一些企业人才匮乏。但由于人民币升值，加上一些地方政府追求产业升级使得生产成本增加，而越南、巴基斯坦和印度一些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则开始显现，导致这些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但一些制度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机制的形成，如体制内外、编制、正式工和非正式工之分，用工歧视（户口、性别、是否党员）等。其次，就业结构配置不合理，同工不同酬。

面对老龄化最应当做的是改革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养老金过高的问题，和对低收入家庭、农村家庭的养老补贴制度。现在就业选择可以分为两个层级：体制内如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垄断国企。

而体制外则如民营企业、工厂和外企等。绝对数量上，我国农村人口还有将近7亿，城市调查失业人口将近9.8%。

同时阶层固化、讲究资历和教育培训的缺乏使得年轻人都很难就业和得到上升的空间。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还是归结于廉价劳动力和与西方巨大的工资差异，我国农村劳动力由于教育和技能培训的缺乏，大都只能进入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业就业。效应论认为人们选择不去就业是因为工资带来的效用低于闲暇所带来的效用，而且我国实际工资增长低与GDP的增长速度。首先，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并非充分就业，出现民工荒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工资太低，生活成本太高。东部地区要实现产业升级，最主要的还是应当放在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而不是单单只是将所谓的落后产业转移出去。而体制外相对较为公正，多是根据你的贡献计算报酬。

体制内收入较高，但机构众多，人员臃肿，可以通过改革释放大批就业人口。我国人口红利的形成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解放后高生育率带来的适龄劳动人口增加，和实行计划生育导致1-18岁阶段人口的减少

但很多省份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仍低于当地GDP的增速。面对生活沉重压力所导致的无力感成为焦虑的深层次根源。

结合这些探讨和评论，我们会发现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更深层次的原因并不是他们收入有限、能力有限，而是他们面对现状的无力感：他们买不起一套房子、养不起一个小孩、生不起一场大病、不敢换现在的工作……但为了结婚，房子不得不买。两会期间一则北京上班族月收入7500元没有安全感的消息让有关中等收入群体焦虑的讨论日益激烈。

中等收入群体自身收入的增加、买房、医疗、养老和子女教育等问题可以通过合理的人生规划部分得到解决。因此，在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情况下，虽然无法在短期内根除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但是需要通过内外合力来缓解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对大多数中等收入者来说，一年能存下来的钱都不够买几平米房子、不够享受一次旅行、不够看一场大病。当下的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期，普通民众对相关改革举措的推出有着一定的期盼。

参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大致可将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至50万元之间的视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一员。对自身的收入情况，中等收入群体显得忧心忡忡。

对中等收入群体而言，首先要根据自身情况合理规划、合理消费。在效率优先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中国人收入的增速多年来都未能跑赢GDP。

虽然其中一项往往就可能透支一个中等收入者半生积攒的财富，但他(或她)无从选择。但出人意料的是，中等收入群体也普遍陷入了收入的焦虑之中。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答记者问时强调要缓解收入分配差距、增加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房奴、车奴、卡奴、病奴、孩奴都是基于他们的生存现状而出现的锐词。这恰恰说明社会和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的生活充满无限希望和可能，是社会上升期个人自我实现不足的正常反映。焦虑的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是指收入在整个社会处于中等位置的群体，通俗点说，他们的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因为他们受教育水平可能相对较低，年轻时可以在城市靠体力赚钱，但到中年之后，体能下降、家庭的负担加重，越来越没有竞争优势，容易产生强烈的焦虑心理。虽然工资低，还老加班不给钱，但还是不敢换工作啊，现在工作难找啊，我每个月都要还房贷呢。

房价畸高、物价上涨、子女上学难、老人看病贵、社保不健全、户籍有门槛……中等收入群体背负着种种生活压力。人民论坛网在今年两会期间所做的一个调查显示，公众最期待的改革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改革、政治体制改革。

由中等收入群体进一步演化而成的中产阶级被认为是社会的衡器。对政府而言，缓解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应该采取的具体措施主要是减负和增收两个方面。